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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pk拾是真是假: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巡回展暨学术论坛:元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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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30 15:10| 发布者: admin| 评论: 0

摘要: 简 介元国霞元国霞,出生于1983年,湖南临湘人。1998年起跟随陈文明老师学习书法。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师从系诸位老师,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被评为院优秀毕业生。201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 ...

简 介

元国霞

元国霞,出生于1983年,湖南临湘人。1998年起跟随陈文明老师学习书法。200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师从系诸位老师,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被评为院优秀毕业生。201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喻建十教授,获硕士学位,被评为优秀毕业生。毕业创作获校研究生毕业创作二等奖。2011—2013年就职于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为专职书法教师,曾获绍兴文理学院年度教学优秀奖等。201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师从陈振濂教授,获博士学位。毕业论文被评为院优秀学位论文,毕业作品获《崇丽艺术奖》。

主要艺术经历

书法作品获《西泠印社第二届国际艺术节·第一届手卷书法展》(单项最高奖);篆刻作品获《浙江省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铜奖,及《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大展精品奖》(单项最高奖);

书法篆刻作品入展《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艺术评展》《第五届全浙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首届中国书法大展》《天津市第三届十佳青年书法家展》《“百年西泠·湖山流韵”诗书画印展》等;

书法篆刻作品应邀参加《首届国际草书艺术邀请展》《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邀请展》《中韩青年篆刻家交流展》《浙江·河南青年书法联展》《首届湖南青年篆刻家提名展》《经典与清雅·当代优秀女书法家展览》《80后全国优秀书法家作品展》《韩国启明大学邀请展》《80后青年书法家展》《第二届中国30位优秀女书法家作品展》《首届“80”榜样提名展》等;

篆刻作品入编《鸟虫篆全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现代篆刻家印蜕合集》(学林出版社);

著:《书法技法讲坛·王铎行书技法40例》(安徽美术出版社);编著:《实用隶书·张迁碑》《实用行书·唐寅落花诗》《实用行书·赵孟頫归去来辞》(西泠印社出版社);论文:《徐渭行草艺术探析》(见《绍兴历史上的书法》(西泠印社出版社));《博览众长,方精其一·浅谈书体渗透之功效》发表于《北方美术》 杂志等。

作品欣赏

行草书《卓定谋诗一首》124x247cm

行草书,王维《新晴野望》,48x180cm

篆书,周密《观潮》,53 x234cmx4

篆书,周密《观潮》局部

楷书,林志钧《章草考跋》节选,90x190cm

楷书,林志钧《章草考跋》节选,局部

行草书,杜甫《春日忆李白》,48x180cm

行草书,梁启超《宋克临急就章跋》节选,145x331cm

行草书,梁启超《宋克临急就章跋》节选,局部

楷书,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50x190cm

黑墨团中天地宽,2.5x3cm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3.5x3cm

有山皆图画,2.0x2cmg

不放弃,2.2x2cm

刍议民国京津地区简牍章草书风“迟疑”现象

——与同期的上海进行比较

文/元国霞

清末民初,简牍资源的大量面世,对民国章草书风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各地书家或研究者们都对简牍章草书采取了“热情”的行动,上海与京津地区为其中两大重镇。由于上海租界地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京城大批遗民旧臣移居于此。寓居京津地区的文人学者们或多或少都与上海有着紧密联系,有些频繁往返于两地。加上西方影印技术的传入,使得书法资源的共享极为便捷等。由此看来,两地在多个方面似乎“密不可分”,相互影响,我们一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两地对待简牍章草书的方式较为类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两地对简牍章草书都深有研究,切磋颇多,但兴趣点明显不同。就取法简牍章草书风而言,与上海相较,京津地区明显要“迟疑”多年。这一 “滞后”、“谨严”的京津简牍章草书现象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简牍章草书在民国的发展际遇

1899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120枚晋简。翌年,英国斯坦因也进入新疆考古,并于随后几年中挖掘出700多枚汉晋木简,由此拉开了西北简牍的研究序幕,使得藏匿千年的汉晋墨迹展现在世人面前。1913年罗振玉从沙畹处获得斯坦因发现的简牍资料后,与王国维一起重新分类考订。于1914年编成《流沙坠简》并寄给了沈曾植一份,从此墨迹章草书进入了书家的视野,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章草书研究迈入了新的篇章。尤其是此时居住于上海的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等人旋即将《流沙坠简》奉若珍宝。

在此之前,前人的章草书范本仅能见到刻帖类,而刻帖是经过勾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进行拓制,继而印成册得以传世。经典作品在几经周折后,哪怕是每道工序都很到位,也与最初面目相去甚远。何况一些著名刻帖中也有不少差强人意的作品,如宋淳化年间由翰林侍书王著主持的《淳化阁帖》中,就有不少伪作。且王著择取帖目之时,“于章草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更是削弱了章草书的比例。王国维在《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一文中,就阐述了之后章草帖难得一见及讹误的状况,其言:“宋末王深宁所见,则惟皇象碑本而已。明正统初,吉水杨政得叶石林所摹皇象章草本,刊石于松江。又以宋仲温所摹者,补其阙字。明季,《类帖》亦翻刊之。顾三百年来,小学家都未之见。”可见备受推崇的《松江本<急就篇>》都难以逃脱这一命运,王国维谈及宋代以下章草帖数量之少亦毫不夸张。明杨政见“皇象本”中有三百余字缺失,则“以宋仲温所摹者”补之,而宋克所摹的章草书喜掺入楷、行、草,补缺后的皇象本则古今相杂,加之历经数次翻刻,不仅在书法层面上损失惨重,光就文字写法而言,也多有错误。如王国维所说:“皇本屡经传摹,自不能无讹”。

可是,后人就连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也是难以得到的。沈曾植曾感慨道:“《急就章》自松江本外,世间遂无第二刻本。松江石在,而拓本亦至艰得。余求之有年,仅得江宁陈氏独抱庐重刻本耳。”民国初年章草书资源的少见,还可从钱玄同于1930年给卓定谋《章草考》所作序言中窥见一斑:“1910年回国,续得的材料,不过石印本索靖《月仪》和史孝山《出师颂》而已。那时在杭州、上海一带访求松江石本《急就章》,竟不可得。”可见在此阶段,就算有研究章草书的宏愿,也难于施展。

在章草资源尤为匮乏,刻帖作为“勉强”范本的契机下,简牍章草书的面世,必定会使“如饥似渴”般研究者们的“垂涎”,引起章草书研究热潮,从而左右民国章草书的发展轨迹。只是各个地方的研究视角有所侧重,从研究上、书艺上都各具特色。

二、上海与京津地区对待简牍的差异

简牍面世后,上海与京津地区呈现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上海的沈曾植见到《流沙坠简》后就认为:“简牍为行草之宗。”郑孝胥见到后也感慨:“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密尽泄。”李瑞清也道:“章草久已失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在上海,类似这般见到简牍后发出如获珍宝般惊叹非常之多,并旋即获得简牍后纷纷付诸于实践,快速传授给学生,王蘧常与谢凤孙等都是在简牍风气刚刚兴起时,跟随沈曾植学习章草书的;胡小石、张大千亦于这一时期求学于李瑞清门下,也学习过章草书。

而在同期的京城,并未出现这般强烈追捧简牍的现象,除了在考据方面极其痴迷外,于书法上并非是强烈的“吸纳”状态。钱玄同为《章草考》所作序言中讲述,刚回国时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寻章草书极少,于1913年定居北京后,购得松江石本《急就章》及《流沙坠简》等。由此看来,民国早期北京的章草书资源不比上海、杭州等地少,简牍的到来理应备受重视。而且考据专家罗振玉于1919年回国后定居天津,卓定谋还是章草书收藏大家等,与京城书家们亦来往频繁。1923年,惊呼简牍的面世乃“书法之密尽泄”的郑孝胥也来到了京津地区。他们为简牍在京津地区的宣传起到积极的作用。可这些简牍执牛耳者的到来,并未像上海沈曾植他们那样,因几张《流沙坠简》的图片,便引起轩然大波并改写历史;也未如王世镗见到简牍之后,直接用简牍的章草书笔意去临摹《爨宝子》。此时的京津地区似乎还在继续以往的状态,至少几位主要章草书家的书风并未由此作出明显改变。

卓定谋的《章草考》与沙孟海的《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都著于1930年,两书中对待简牍的差异,也正好折射出北京与上海两地重视章草书的区别。沙孟海在《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书中,根据当时流传的实物及与去实物不远的摹本,具体列出了“草的胚胎期”与“草的成熟期”的代表字帖(下文列出了今草的胚胎与成熟期,所以此处所说的“草”是指章草书),其中将《流沙坠简·屯戍丛残》中的神爵二年简(《杂事类六》)、五凤元年简(《簿书类十四》)、五凤二年简(《烽燧类二十五》)作为“草的胚胎期”的典范;将殄灭诸反国简(《简牍遗文》二十一)、建武诸简之一部分(均见《屯戌丛残·禀给类》)、汉章帝《海咸河淡帖》、张芝《秋凉帖》等作为“草的成熟期”的典范。沙孟海将简牍作为章草书从胚胎至成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一点在卓定谋的章草书著作中是少有涉及的。

卓定谋《章草考》之《章草之源流》一节,基本是将历代代表性的有关章草书源流的观点进行罗列比较,可由于:“六朝以后的人几乎再也看不到汉代简牍上的章草。”所以书中对简牍记载较少,基本还是沿用前人的思路,没有正面提及与简牍相关的内容。只在书后的附录《自青榭藏章草》部分罗列自藏的106种章草书中,列出了两件《汉章草墨迹》,分别是:“一、流沙坠简内,有汉人书墨迹章草百余字。”“二、瑞典人苏文海汀氏,在楼兰所发现中国书牍,及其他琐屑古物,中有章草百余字(鄞县马裕藻幼渔见赠影印本)。”然而自藏的简牍章草墨迹都未在《章草之源流》中提起,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不够。

卓定谋《自青榭丛书》中,有八本关于章草书的著作及字帖,但其中简牍所占的比例很小。除《章草考》外,还有《章草草诀歌》《补订急就章偏旁歌》《宋仲温急就章墨迹》《宋仲温书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墨迹》《用笔九法——章草》及一些卓定谋个人的章草书作品集等。这其中一部分书籍偏向《急就章》一类的刻帖章草书;一部分为宋克的章草书墨迹;其它的则为关于章草书渊源、法则规范之类的研究,少有涉及简牍的。卓定谋的《自青榭丛书》汇集着京津地区多位章草家的智慧。由此可反映出自1914年《流沙坠简》映入国人眼帘后,十几年后的京津地区,对简牍章草书的研习并未形成规模。卓定谋在《用笔九法——章草》中提到的汉晋及以前的用笔中,也几乎没有涉及简牍相关的用笔。

沙孟海与卓定谋研究章草书视野的不同,也影射出北京、上海两地的章草家们重视简牍的程度差别。而这一差别,正是民国前半期两地对待章草书的关键区别。

当然,也不是说京津地区完全没有偏向简牍风格的章草书,像国语统一筹备会中的一些汉字改革者对简牍反而很感兴趣,如钱玄同、刘复、魏建功等。但钱玄同他们由于受文字改革立场的制约,其在《钱玄同日记》中对于简牍章草书的关注也是起伏的过程,其曾于1917年10月19日购《流沙坠简》;1922年9月13日买得姬觉弥《重辑仓颉篇》(其包括《流沙坠简》中的《仓颉篇》残简),之后再提到《流沙坠简》便到1928年了。而且为了实用文字的规范,后期提到刻帖类章草书的次数明显要多于简牍。不过,他们等将文字实用与书法艺术区分得很开,依然在书艺上取法简牍章草书。钱玄同和刘复都偏向将简牍、写经体中的隶意融入日常的楷、隶书之中,其行草书中亦带有明显的章草书意味。魏建功是钱玄同的学生,也受到其影响,热爱书写简牍与写经体,但他更为彻底,作品中萧散简远、灵动空旷的简牍意味非常浓郁。尽管如此,与上海相比,整个京津地区书写简牍章草书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晚十来年。

三、导致两地章草书差异的原因

为何在简牍章草书的艺术表达方面,上海与京津地区有如此大的时间差呢?

首先,与两地的政治文化差异有明显关系。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表达:“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上海远离帝都政治中心,相对而言在一些事物的选择上更为自由,且为了追求商业特色或价值,猎奇出新的心态更为明显,此时鬻字作为一些书家的主要谋生手段,“其情状显”也是非常正常的。诚然,“求变”本是书法发展的重要动力,书法史也是在一次次对前人和现状的思考与“改变”之中前进的,如李瑞清所采用的颤笔,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其阐释道:“他见到当时写北碑的,不入于赵(之谦),则入于陶(濬宣),他要用蔡邕的‘涩笔’去矫正他们,结果,涩得过分,变为颤了。”沙孟海言中的赵之谦的“漂泛”,陶浚宣的“板滞”也都是在面对前人或时人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变法、调整所产生的风格。沈曾植学习《流沙坠简》之后,“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也是源自书法本身的发展所需。综合上海“商”的特征,书法内部的要求,个人选择上的“自由”等方面因素,使得此地的章草书呈现缤纷多彩的状态,如沈曾植、马一浮、沙孟海、王蘧常、简经纶等人的章草书风相差甚远。

相对于上海浓郁的商业环境,“自由”、“尽情”的章草书状态,京津地区的章草书状况尤显“保守”和“迟疑”。虽然清室已去,但溥仪还在,生活在皇城根下拥护传统的书画家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在面临一些选择时,他们可能会更加顾虑自己的政治立场,以致“其情状隐”。

其次,北京作为几朝之都,历来是科考之士的集聚地,经数年根深蒂固的积累,“翰林味”在废除科举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京津地区发挥着它的余热。作为文化渊薮的京城虽然在民国期间动荡不堪,却仍汇集着大批旧官遗臣、文人雅士,身在其中更难从馆阁体的“阴影”中脱离出来。像梁启超这般囊括古今、学贯中西,善于思辨的饱学之士,都在感慨“总不脱大卷子的气味”,可见馆阁体在民国书法圈留下的后遗症有多严重,京津地区更甚。

虽然京城也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中心,强大的一系列废除汉字的措施及钢笔的引入,对书法的实用土壤摧毁严重,但对书法艺术本身的干扰还并非十分强烈。毕竟西方没有书法,它不像中国画受西方思想的侵蚀速度那般迅速。所以经历科举风气熏陶的高官文人们,依然继续享用带有“翰林味”的笔触,寄托着内心的期望,补贴着家用的开支,享受着自娱的乐趣。“翰林味”仍在京津地区书法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受到大众的追捧。擅长颜体的华世奎的作品在当时售价颇高便是明证。

再次,政局的变更,众多昔日的高官贵胄、文人学者的迁移,使得珍稀文物大量外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详细记载皇宫中的大型盗窃事故,也生动地讲述了他和大臣、太监们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将宫中宝物移至宫外。政局更迭,为了生计和迁移,一些遗民们不得不变卖手中宝物。皇城根下的京津地区,在这一时期不断地涌现出各种珍稀宝物。加之古物陈列所及故宫博物院的开放,更是激起了学者书家们研究古物的兴趣,助长了严谨考据学风的势头。清末民初又为文物资料空前的爆发期及整理期,被称为古文献“四大发现”之敦煌遗书、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相近的时间内,接踵而至,给世人带来巨大的震撼。它们的到来,使得一大批文人学者倾注一生的心血于相关整理、考据、研究等工作。罗振玉在天津寓所嘉乐里,完成“四大发现”之敦煌遗书、甲骨学研究、大库档案三项巨大工程的研究和整理。

京津地区既具有得天独厚的丰厚资源,又有一群学贯中西的经纶之士,全力以赴于新旧史料的研究工作,使得此地的文物成果及考据学风是它处无可比拟的。研究者们,渗透到各个社团中,如冰社、宣南画会等。社员们常定期切磋交流。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深入考究、谨严探索的氛围,使得此地书家们在书写、研究章草书时,能更清晰准确地把握每张拓片、每份简牍的来由、风格、字形、字意等。可长期锱铢必较般的思维方式,也容易使人陷入较为理性的思维,而与之相对的艺术表达所需要的感性不易被展现出来。如曾大量接触过清朝内府所藏诸如《石渠宝笈》等资料,于古文献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罗振玉学富五车都不足以形容其学问的深厚但在百花齐的民国书法环境中,他的书法风格显得异常规矩。正是由于学识的渊博、思维的严谨,令其不愿或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罗振玉在孔宙碑时也表达了这一想法:“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今阅古渐多,乃窥知此旨,并知中不足而饰其外,终身无艺成之日。”这种“谨而不肆,法度端严”的书家还有许多,林志钧在《章草考》序中,提出章草书的“三美”,而这三美主要是说“笔下有来历”,“皆有法度”,“起止易辩”,“使传随意而不伤狂蔓”,“平正流速”等。这几种主要是讲章草书在规范及便利书写方面的优势,涉及变化、情感、格调一类主题的概念较少,也可说明他们更加注重章草书的规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对周作人、钱玄同等托人请齐白石刻印一事,表示非常反对,责怪钱玄同道:“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给齐白石?”可见,对于齐白石相对粗矿另类的风格,京城的许多学者们持有怀疑态度。

这一心理状态延伸至他们的书法中,在面对《流沙坠简》这一林立于惯常碑帖之外的另一墨迹景象时,他们的迟疑态度是可以想见的,一方面,他们必然知道这些简牍的价值,如罗振玉跋《流沙坠简》之《公辅》简时,称誉道:“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叶恭绰亦言:“学书应以清末以来出土的西北简牍、帛书以及汉魏石刻、敦煌写经为宗。”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书法实践方面并未像其称誉简牍那般积极,尤其是在传统文化遭遇灭顶之灾的状况下,在决择时更为谨慎,罗振玉依然写着较为谨严的书风,叶恭绰的书法中也未流露出明显师法简牍的痕迹。卓定谋、林志钧基本被这类“严谨人士”所包围,对简牍章草也是“不够热情”的,更接近于黄宾虹所宣扬的“内美”式的表达。倘若他们如沈曾植他们那般,受简牍影响后迅速改头换面,以一鸣惊人的独有风格震惊世人,势必也会受到如马衡责怪钱玄同那般非议。

四、总结

京津地区的章草书深受上海沈曾植等人的影响,“罗王”与沈曾植关系甚密,就章草方面的交流极为频繁。郑孝胥、章梫等也是居住上海多年后移居京城的。在资源方面,京津地区亦有过之而无不及,等等。然而,章草书的发展,在京津地区与上海呈现迥异的状态。由于独特的社会状况,章草书自身的发展需要,上海地区的章草书家“吸纳”简牍的速度极为迅疾,作品风格各尽其态,创造力强。相比之下,虽然京津地区章草艺术也有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此地身为“翰林味”中心地带,馆阁体余绪正在继续,考据学风又异常浓郁,其中的一些章草研究者们还分心于政治,受时局的牵引而动摇、变更政治、文化立场等,以致面对简牍章草书风时颇显“迟疑”,对其明显吸收要比上海晚近十年,并未如上海那般“缤纷灿烂”。研究者们更侧重于考据及实用章草方面的贡献。明晰这一现象,对深入研究简牍章草书,民国章草书现象乃至整个民国书法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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