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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赛车5码45678公式:学院风骨—当代书法专业博士作品巡回展暨学术论坛: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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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30 11:14| 发布者: admin| 评论: 0

摘要: 简 介徐 清徐 清,1976年生,浙江湖州人。2002年获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方一新教授。2005年获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书画篆刻史论方向)博士学位,导师陈振濂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 ...

简 介

徐 清

徐 清,1976年生,浙江湖州人。2002年获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方一新教授。2005年获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书画篆刻史论方向)博士学位,导师陈振濂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杭州市131人才、杭师大首届“卓越人才”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研究会副秘书长、沙孟海书学院研究员。

获第三届和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二、三等奖,第六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三等奖,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杭州市哲社优秀成果奖,第三届“康有为奖”书法理论奖,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最高奖)等。主持省市级哲社规划课题3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宋画全集整理”项目等6项。出版专著《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沙孟海学术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民国杭州金石书画》(杭州出版社2016年版),编著《中国书法全集·欧阳询虞世南卷》等7种,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作品欣赏

行书 《王铎诗》 2017

行书《节录圣教序》2017

行书扇面 2017

隶书扇面 2017

建议手机横向观看

行书长卷2017

《尊酒》著书隶书对联 2015

行书扇面 2015

《临石门颂轴》 2012

论书法研究生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

徐 清

【内容提要】培养书法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意识,意义不仅在于防止其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更在于塑造其严谨、坚毅、谦逊的学术品格和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指导其掌握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基本原则、方法、路径,促进其确立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奠定学术创新的前提基础,进而也为将来书法学科的持续建设提供人才储备。在培养途径和方式上,导师可将学术规范相关内容纳入研究生课程体系,对其加以分阶段的引导;在教学导向和课程内容设置上,宜突出学术规范内涵的多层面性,除了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指导,还应注重书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互通信息,注重书法学科的宏观立场,以此促进学生对学术规范的系统认知,并将之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

【关键词】书法学;研究生教育;学术规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界学术不端行为的频频出现,学术失范现象的日显突出以及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多维显现,“学术规范”逐渐成为教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研究者对学术失范的根源、学术规范教育的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对学术规范的具体内涵以及教育的具体途径方式加以探讨,虽然现有的观点看法尚存在差异,但基本一致的认识是:学术规范是人们在展开与学术相关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现有的高等教育中,学术规范教育较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书学界、书法教育界中,也有学者和研究生导师曾对学术规范问题明确提出意见。如丛文俊先生多次撰文强调:“讨论学科建设的目的,首先在于书法教育与研究的学术规范化”,“学术规范是搞好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有效保证,是普遍恪守的原则”。陈振濂先生在讨论书法本科、硕士、博士生教学的现状和基本定位时,也提出了对符合学术规范的教学方式和相应培养目标的构想和实施方案。这些思考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书法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总体而言,现有的这一探讨还很不充分,对于书法研究生学术规范意识、能力的培养,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

就研究生层面来说,缺乏学术规范意识的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论文撰写中存在的拼凑和抄袭现象,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漠视甚至故意回避。这一表象背后的问题则是:研究生对自己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及其学术价值,缺乏清晰的认识;对研究的基础工作、基本步骤及其重要性,缺乏自觉的认知。对于这些问题,单单指责学生或只纠结在学术道德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加以梳理和进一步推究,我们发现缺乏学术规范的深层原因、研究生教育面临的现状窘境由来已久,书法学自身的学科构架和学科建设也存在诸多不合理和干扰因素,种种复杂因素交织,使得学生几乎成为各种问题呈现的终端。整体而言,国内的高等教育在本科生阶段就缺乏对学术规范问题的充分重视和有效执行,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撰写课程论文的过程中,缺少具体明晰的步骤和标准,学校的管理也多只侧重于对考试作弊这一环节的处罚和惩戒。因此,学生由本科进入硕士阶段后,一时难以调整和适应,在学习方式和规范意识的养成上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如果研究生阶段仍然只是接收宽泛、零碎的提醒,那么其研究的质量水准可想而知。

学术规范教育的不受重视,自有其多种原因,其中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下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的变革和分歧是重要一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是继续走精英教育的路子还是表现为大众化的走向?或者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另外一种发展趋势?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持续扩招问题、扩招的规模问题、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人才观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都与该问题紧密联系。这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给研究生教育理论界带来的更值得关注的理论难题。”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研究生培养逐渐由原来以学术型人才为主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乃至多元化目标,即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等人才的培养。培养模式和目标定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一部分教育者的观点倾向于: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并不要求具备高度的学术科研能力。研究生教育逐渐演变为大众化教育,研究生毕业后未必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因此要求不必过高,业界也不必对研究生教育怀有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值;另一部分教育者则提出不同观点,强调在学术质量态势普遍滑坡的今天,更应坚持对研究生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品格素质的锻造,以精英教育为目标。艺术学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变革,专业硕士、学术硕士两大类型的划分,以及教育理念和培养方式上的新分歧,也影响到对研究生是否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的看法。在学位论文的撰写要求上,学术硕士以2万字为基准,而专业硕士则降至8000字的创作体会,看似只是篇幅长短的修正,其背后恐怕也有主导观念的调整,或隐含了无奈和对现状的屈就。

书法研究生所置身的教育环境,除了以上所述各学科各专业所共同面对的大环境之外,还有因自身特有的学科背景所带来的困境和考验。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书法学也相应升级为二级学科,为学科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机缘,但目前来说,相比于其他学科,书法学科毕竟起步晚,其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且缺少范式和标准。陈振濂先生早在2003年曾指出“我们目前的书法硕、博士教学仍然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并且也缺乏反省的能力,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就必然缺乏构建的能力。这一点,在与大学文、史、哲的硕、博士教学培养的成体制成规模的情况相比之下,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各校博、硕士招生计划中所列的“研究方向”,通常是缺乏明确所指、缺乏学科意识、大而无当的“书法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十余年过去,这一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虽然任何学科的建设发展并非短短十年即可一蹴而就,但是学界群体是否自觉反省和有所作为,将极大地影响学科的发展进程,导师在研究生教学中对学术规范是否有相对清晰的把握和有效的推进实施,也将切实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对书法研究生而言,培养学术规范意识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防止其学术不端行为的意外发生,更在于塑造其严谨、坚毅、谦逊的学术品格和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指导其掌握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基本原则、方法、路径,促进其确立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奠定学术创新的前提基础,进而也为将来书法学科的持续建设提供人才储备。

在硕士生阶段尤其是入学初期,对其进行学术规范的教育和引导,这是一种必要的学术启蒙,可以提升或谓弥补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也为博士阶段的研究提供重要根基,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硕、博教学,不断深化对“何为学术”的认识,渐次进入到学科专业领域的高端层次和前沿领域。学术规范不只体现于参考文献的标引,它本身即是一种知识体系,涵盖了学术研究的整个完整过程,是这一过程中所遵循的学术原理与学术逻辑要求,它们“规定了学术研究的进入路线、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包括方法论和研究逻辑),形成学术成果的方式,以及由此构成的相互关系”。1999年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之后,有研究者对参评的1997-1999年共16700余篇博士论文进行评估,认为论文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选题不当,缺乏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综述缺少对国内外有关研究资料的动态分析,且不够系统;创新不足,且缺乏充分的验证,结论过于简单;文字不够简练,图表不够规范,等等。可见,无论选题、论证还是具体写作,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合学术规范的弊病。学术创新能力的不足,与学术规范意识和能力的缺失息息相关。

书法人才培养目标调整后,并设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并不意味着在遵循学术规范这一点上可以区别对待,专业硕士论文降格为创作体会的做法不可取。专业硕士以创作为主,在研究上偏重创作和技法理论,但同样需要充分的学理展开,且需依此检验和反思自己的技法运用和创作方式。专业硕士的教学,一方面应避免与本科阶段雷同的或无序的技法操练,另一方面要避免受书法界各种社会导向、创作风气的牵引,功利性的短期效益的左右,真正以学术的眼光保持思考和实践的独立性。丛文俊先生指出:“书法界的风气和问题,在高校也都有所表现,并影响到教学、学风和文风,当务之急,仍是继续强调学术规范问题。”

对于大部分毕业后不再从事研究工作的书法研究生而言,严谨的学术训练对其就业和长远发展同样有所助益。学术规范既有专业规定性的一面,也有普遍适用性的一面。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提升的品格和素养,将会多方面影响其就业面的宽窄和工作效率的高低。比如基本的思维能力,包括记忆、理解、分析、归纳、推演、综合判断等能力;信息资源把握能力,包括围绕某一主题内容的资料查检、收集、分类、筛选等;语言表达能力,包括书面写作和口头交流中的基本技能,等等。谦逊认真的态度和严谨周密的思维,在遵循学术规范的教学中得以强化。当我们看到现今诸多书法出版物、媒体报纸、展览说明中屡见不鲜的各类文字错误、常识错误时,不禁感慨其专业水准的低下和质量的粗糙,这些错误虽然未必皆由就职的书法专业毕业生所造成,但如果再反问和追索一下书法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似乎整体状况是就业面窄,本科、硕士毕业后任职小学或自开培训班的为数不少,换个角度而言,其实是很多与书法相关的工作,毕业生一时无法胜任,因此出版社、媒体单位、拍卖行或博物馆在招聘编辑和工作人员时,有时宁可选择旁通书法的历史、中文或考古专业毕业生。书法研究生就业面的宽窄,与培养质量的高低有着莫大的关系。

研究生的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不应成为放弃学术基准的充分理由,精英教育作为“一种渗透性的教育思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在此时更显重要和可贵。至于书法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素养如何切实提高,而非自由放任和随波逐流,则需要学界进行长期的学科思考和教学实践努力。

目前国内的学术规范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在对研究生应具备怎样的学术规范认知这一问题上有待深入研究,在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导师凭借自身的学术积累和依序展开的教学环节,对学生加以分阶段的引导尤显重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培养书法研究生的学术规范意识,笔者提出以下初步想法。

将学术规范相关内容纳入研究生课程体系,按照硕士生、博士生不同阶段的需要,增加课程内容。由导师开列参考书目和相关文本,指导学生阅读。虽然目前各高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性上已有较细致的规定,但是仅仅靠制度规定,或迟至毕业论文开题乃至最终撰写阶段才传递相关要求,显然是过于仓促且会漏洞百出,必须通过贯彻始终的、有计划的教学,才能使学术规范成为学生的自觉意识和有效依托。比如在硕士生入学初期,开设“学术规范概述”课程,可供参阅的书籍有:(美)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美)爱德华·希尔斯著,李家永译《学术的秩序》(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英)保罗·奥利弗著,金顶兵译《学术道德学生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后期教学中,可针对作为门类学科“艺术学”、一级学科“美术学”和二级学科“书法学”,从专业特色出发探讨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学术范式;还可针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艺术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进行介绍、解析和比较,比如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具体所指,以及它们在研究手段、分析策略、效度范围上的异同等。

再如,选择已有的学术规范文本,指导学生加以对照和仔细体会。据笔者所知,浙江大学2008修订完成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在目前各高校制定的相关文件中,是较为详实的一种。它不仅根据该校六大类学科(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药学类)分别制定和颁布,即包含了六个分支文件,而且每一个分文件都尽可能地做到条目清晰、内容具体,有较好的实际指导意义。《人文学科类研究生学术规范》包括:总则、学术研究规范、论文撰写规范、论文发表规范、研究生培养规范、论文答辩规范、对涉嫌学术失范行为的处理、处理规程。其中如“论文撰写规范”下又分列四个方面:行文细则、引文规范、文献综述规范、文字表述规范。文件还附有详细的论文写作格式。另外,《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等也可一并互补参阅,以便充分理解规范要求。以“文献综述规范”为例,《人文学科类研究生学术规范》中的描述是:“1、文献综述有叙述与介绍,也有归纳和评价,要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观点和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的把握程度。2、不能大段抄录他人的综述或介绍。3、引用他人的综述统计资料包括表格、数字等要注明。”而《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术规范》中的描述更为详细,首列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文献综述应在某一研究领域或专题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国内外在该领域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争论焦点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写成。‘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综合分析,力求精练明确、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评述。”次列七条注意事项,如:“文献综述应有严密的逻辑,可以按文献与学位论文主题的关系由远而近进行综述,也可以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应针对原作者的原文进行(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力求客观、全面、公正,不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对于文献综述的撰写、论文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的提炼等大多茫然,即便到了论文送审、答辩环节或是博士生阶段,仍然在这方面存有诸多弊病,因此需要导师给予具体细致的指导。在对学术规范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上,目前的艺术院校(或艺术专业)与综合性重点高校相比尚有差距,书法研究生教学不妨借鉴国内外重点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学经验和成果。

在教学导向和课程内容设置上,宜突出学术规范内涵的多层面性,从而使学生对其具有更系统、完整的认知,而非视为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和模式化的格式套路。首先,教师应注重书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互通信息,以当代学术的最新进展和前沿问题,引领书法研究生的思考。上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有一段关于“预流”“入流”的精辟论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书法学作为一门后起的学科,研究者更应避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应遵循学术通例,开拓学术视野,争取“入学术之流”,这是衡量、评价其研究的核心标准。书法研究生清楚认知这一点,方能合理、客观地评价相关研究,并以此作为自己求学生涯中的重要标杆。

其次,教师应引导学生站在书法学科的立场上,了解各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研究对象以及各知识块面之间的联动关系,而非孤立、偏执地评价某些专业知识和观点。上世纪90年代编撰的“大学书法教材”(十五种)对于书法学科建设有筚路蓝缕之功,虽然有待修正和完善,但至少书法本科教学已有此种得到教育部认可的成果,而书法研究生教学至今缺少以学科为基点的系列教材。换言之,书法分支学科的架构和建设进展缓慢。目前书法学科层面的教学指导有种种困难,但是也并非毫无作为的可能。比如作为学科基础的“书法文献学”,陆续有研究者进行构拟,研究生导师则根据各自的学术能力和研究专长,在书法文献概论、书法文献研究等课程中,结合实例,分析专题文献的收集和运用,从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角度加以指导,帮助学生了解书法文献学的多面向和多维度。并且,师生可以通过多个轮次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展开书法文献的基础整理工作,合力推进学科的发展。

再次,从学术规范的具体技术操作层面来看,教师也可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学生。除了前文所述传递有关学术规范的书籍、文件等信息之外,结合研究生平时的课程作业和阶段性小论文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比如督促其养成合理的资料记录习惯,避免资料信息的缺损、断章取义的截选;注意书法图版资料来源的辨别和标注方式;数字化古籍版本信息的查阅和原文校核;各种网络资源的引用和标注;资料征引、转述与抄袭的界线和语言使用方式等等。

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学术规范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必备的学术理念与学术品质,教导学生如何做学问,传授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基本原则、方法与具体要求,从而也为学术人才的后续发展、学科的健康发展和学术创新奠定基础。当前国内高校虽已普遍建立学术规范制度并开展一定的学术规范教育,但是从根本上仍然缺乏对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书法专业研究生教育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培养质量若要提高,目前阶段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首先要解决的必然是学术规范和研究基础问题,而不是能否创新的问题。学术规范缺失,创新几乎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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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

——徐清民国书学研究综论

祝 帅

七十多年前,经历了二战失意的海德格尔曾一度计划与中国台湾学者萧师毅一起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德文,并请萧氏把《道德经》第十五章中的“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两句话书写并悬挂于自己的书房中。海德格尔翻译《道德经》的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但他对这两句话的偏爱却不得不令人深思——姑且搁置出任纳粹政府大学校长的“失节”事件,海氏以此自况似乎意在表明,一位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体现在他不为时局和潮流所动的坚守。这也是笔者在评论徐清的学术研究时自然想到的。笔者没有与徐清交流过她名字的来历,但在笔者印象中,徐清对于民国书法学术史这一领域的选择与坚守,确乎与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二十世纪书学疑古思潮研究

徐清不但有着文学和艺术学两个领域的学术背景与训练,熟悉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研究的文献和史料,而且在导师陈振濂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具备了独到的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并将之应用于理论归纳的意识和眼光。史料的积累无疑是从事书学领域任何研究的基石。在这方面,一些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进入“e时代”,一度养在深闺无人知的众多史料纷纷现身,令人眼花缭乱。对一部新发现的史料的描述就足以构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并且也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位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的学院派研究者,徐清却并没有满足于做这样的史料长编,而是在充分尊重这些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开辟新视角,提出新问题,从而与时代的学术潮流结合。这一点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研究框架方面,该书没有停留在大事记的层面,而是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近年来,受社会科学特别是美国式社会科学的影响,艺术史和书法史研究领域也越来越注意提炼问题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无问题意识甚至成了学院派新一代学者区别于民间学者的重要标志。徐清的著作不是一部民国书法研究通史,而是一部问题史,擅于抓住一些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并整合在学术史上加以宏观的把握。例如,她把古史辨和兰亭论辨以及新出土书迹辨伪放在一起作为书法界对于整个学术界疑古思潮的组成部分的论述,就不免令人赞赏。而她从疑古这个角度来梳理二十世纪书学事件的做法,又显现出她独到的眼光和高度。这些都与她平日与学术界前沿的对话与互动是分不开的。

作为民国书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位重要学者,徐清的学术训练始于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学。从事训诂学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经历为她从事书法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她似乎并没有满足于仅仅做一位以文献资料和考据见长的学者,而是敏锐地关注新问题、新学术。在浙江大学师从陈振濂教授所接受的现代学术教育,则是把她的学术兴趣发扬光大的重要保障。徐清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特点,即并不意在写出第一部《民国书法学术史》,而是意识到,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积累、丰富与完善,是写作一部系统而可靠的书法学术史的必经之路。因此,她宁愿暂时搁置“书法学术史”这样宏大题目的建构,坐冷板凳,来写一个小题目,这种学术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20世纪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一书,属于九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领域中居于前沿的学术史的研究。学者李泽厚在描述中国学术的八、九十年代之变时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判断: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对应地,学术界的主潮也渐渐从流于空泛的文化学、美学转向了更加实一些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和历史学。学术史的兴起,就是九十年代以来人文学科转型的重要成果之一。有意味的是,在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我们见到了书法学者的大举参与,曾几何时,书法美学成果不胜枚举。然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热潮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书法学者的身影。这是令人诧异的。尽管近年来,书法界陆续出现了一批关于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但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的话,那么徐清的著作毫无疑问是其中的先知先觉者。2014年笔者出版《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时,就深感许多想要展开讨论的问题,在徐清这部早先出版的著作中就早已提及。

必须承认,书法研究是学术界的下级学科,与哲学、文史、政法、经管等上级学科相比,书法研究的学术积累还很不够。书法学科要发展,有必要借势于一些更加成熟的学科,与学术界的前沿、主流相对话,然后才能综合创新。尤其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反过来对国内本土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冲击。只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书法,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关注应该说还非常罕见,这也意味着国内的书法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在这一点上,徐清关于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的研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二、沙孟海个案研究

在书法史研究领域,无论是古代书法史还是民国书法史,都在一定范围内有一种不好的风气, 即研究者重“通史”甚于“专题”和“个案”,而这一点恰恰是徐清的研究中所着意避免的。写作通史当然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但恰恰缺乏问题意识,很可能通篇都是知识点的汇编或罗列,而见不到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学者的切身体会的对话与理解。对于作者来说,以自己常年累月在相关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精力,写作一部书法学术史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者自己对此也并非不知情。但她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更体会到个案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没有个案研究的深入,通史写作即便是“填补空白”,也注定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

2014年于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沙孟海学术研究》中,徐清则似乎与研究对象构成一种对话和互动的关系,知人论世,娓娓叙来,让读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仿佛是一次对一位身边的朋友、博学的长者的现场倾听,令人对沙孟海的形象形成了更加亲切、立体而不失客观的“同情之了解”,从而也为日后的书法学术通史写作奠定了重要的路石。作为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研究领域内的一部重要成果,该书从整体上研究了以往被学术界所忽视的作为学者而不是纯粹书家的沙孟海的整个人生历程与学术经历,在全面、细致地爬梳史料、钩稽陈篇的基础上,论述了构成研究对象学术研究之整体风貌的书画、篆刻、考古、金石、语言、文字、出版、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主要代表作品及其观点,分析具体,评价中肯,文风严谨而不失可读性,论述细致而不失体系性,将在今后的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学术通史和书法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中立下重要的路标。尤其是在多卷本《沙孟海全集》已经出版的今天,在徐清的著作中仍然能够看到她在处理史料和提炼问题方面的独到之处。

该书是近年来笔者所寓目的诸多沙孟海学术研究专论中,所搜集和处理的史料最为丰富和完备的一部。近年来,沙孟海的学术成果不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以沙孟海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已召开数次,沙氏后人学生在整理沙氏遗著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尤其是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沙孟海全集》正式付梓,当然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毕竟还是为细心的研究者留下了空间。简言之,《全集》虽然海纳百川,无微不至,但所呈现的只是一个纸面上的沙孟海,对于这么多的文字背后的情怀,则特别需要研究者独到的问题意识来钩稽和挖掘。这也正是为何《沙孟海全集》出版以来,我们并没有紧随其后地看到沙孟海研究论文、专论“井喷”景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清的这部专论在资料收集方面,并没有仅仅依靠似乎已经无所不包的《沙孟海全集》,而是广泛通过原始文献发掘史料的不同版本,从而考订新排版文献与初版时的不同面貌及其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通过紧密联系接触沙氏弟子与后人,以访谈和口述式的形式补充许多鲜为人知的掌故;甚至是通过对于沙氏写作情境的历史还原,来指出《沙孟海全集》的编纂者按照论著专题分“书学卷”、“手稿卷”,将原始文献按类别而非按时间线索的编辑方式忽视了作者写作这些不同专题文献的思路上的一致性,等等,精彩之见频出,令人拍案叫绝。

这充分地说明了,在一个民国研究资料的丰富性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e时代”的背景中,一位真正严谨的研究者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眼光发现出更加有价值的新材料,或者对常见的材料做出新的解读。徐清在史料的收集与处理方面,无疑为民国书法学术史研究树立了某种典范。以至于笔者甚至做出这样的推测:相对于作者的前一部著述《20世纪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在理论和学术思潮提炼上的不遗余力,《沙孟海学术研究》一书则似乎更加着意于史料的穷尽、完备与真实,而这一虚一实,一论一史,恰是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学科建设过程中必不可缺少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础性环节,也为众多后来的有志于民国书学研究的学子的学术训练做出了示范。

三、民国书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与方法反思

学术界往往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研究近现代不如研究古代更有学问。在笔者任教的北京大学,其中中文、历史等系就流传着做古代研究的看不起近现代,做近现研究的看不起当代之类的段子。其实这种看法有欠公允。以民国为例,一方面,民国资料在今天存世量巨大,作为研究者要花的工夫相比较古代任何一个时期都不逊色,另一方面,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民国学术呈现出更复杂、更多元的时代风貌。冶民国学术,不仅要通国学,更要懂西学;不仅要使用传统的学术方法,更要使用新视角和新眼光,提出新问题。

在已然不构成显学的书法研究领域,学者们有限的学术经历多被古代书法史研究所占据,对晚清民国书法史的关心本来就不够,而注意到其中书法学术史演变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即便在书法硕士、博士人才培养如火如荼的今天,民国书学研究仍然是一个有些寂寞的领域。然而民国中国书法学术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构成这一时期书法史变化发展背后的精神线索与理论支撑,同时也是观照近百余年中国学术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晚清民国的书法生态也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了解这一时期书学发展脉络,就无法理清书法生态从古典到现代的运动轨迹。

从《沙孟海学术研究》之前所发表、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世纪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以及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来看,徐清则多年来一直潜身这一领域,并且在这个领域中,无疑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佼佼者。这里自然就谈及学者的学术方向与个人心路历程之间的关系。如同笔者也常常思考自己之所以选择民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一样,徐清之进入民国学术领域也绝非偶然。这固然与导师陈振濂教授的个人学术方向有关,但恐怕更重要的是与徐清常年工作、生活的杭州这座城市有关。人们都知道作为古都的杭州留下了白居易、苏东坡等众多古代文人的佳话,但其实杭州也是民国新学术的一座重镇。不管孤山的西泠印社和西湖艺专,还是六合塔畔的之江大学,都是民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坐标。徐清曾求学的浙江大学前身杭州大学是二十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史的重镇,而从章太炎到沙孟海的一代代学者更是为杭州在民国书法学术史上奠定了重要的地位。这些,都很难说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徐清的学术方向选择。2011年以来,徐清先后参与的《民国杭州金石书画》、《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负责“1949-1979年”的社史编撰)等地域性的研究项目,似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笔者的这一感受。

总体而言,徐清的民国书学研究体现出史论并举的学术特色。一方面,史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学术史研究来说也不例外。从当今时代来看,各种新排本《选集》、《文集》、《全集》的出版,以及各种网络文献数据库的建立,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很多人认为,当今研究民国文献的学者已经大可不必为资料的难以获得而劳神费力,甚至有人认为,获取民国史料对于研究者来说已经过于容易,因而只有从事古代的研究才能体现出史料发现的价值。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有志于建立民国书法学术史研究学统的研究者来说,史料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更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徐清在从事具体的案例研究的同时,能够不断把自己的关注点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例如,她在从事西泠印社史和篆刻研究的同时,把篆刻研究从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上升到“篆刻文献学”的学科视野来观照。在梳理民国时期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进程中,又把三种不同的“金石学”观梳理成关于金石学概念的三种阐释立场。正是这一点使得她的著作既有新史料,又有新问题,常常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理论闪光点。这也是她作为一位受到系统的现代学术方法训练的学者,区别于许多停留在史料发现层面的描述性研究的重要因素。

结 语

无论如何,从事二十世纪书法学术史研究,难免要对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盖棺定论、臧否高下,但又必须竭力避免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对研究对象保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这一问题上,徐清无疑有着清晰的认识:也许民国时期这种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中所保留住的特殊的操守,并不是今天对那一时代缺乏了解的研究者所可以轻易做出价值判断、进而予以臧否高下的。对于我们来说,也许用今天的考古发现和学术史进展来批评甚至颠覆前辈学者的某些主要论点是一件再轻松容易不过的事情,但重要的是,很可能这样一些于中国古学无不通晓、于书法创作也堪称一代大师的时代人物,在我们以后的时代已经再也不会存在了。也正因此,徐清之选择民国学术史作为研究对象,或许正是为了在与一位位前辈学者对话的过程中开始接着讲,开启书法学与当代学术对话的一种时代使命。她的学术选择和积累,也让人对她本人以及民国书法学术史领域的未来充满期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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